战争与起义：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

中西两大文明体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撞击。这一撞击，就如同一个在海上颠簸多年的超负荷的巨型木船与一艘新型的铁舰的撞击。即使没有这外力的一击，这一社会也将被自身爆发的危机击沉，而这外力一击，使中国已不可能通过局部的改良实现整体的社会变革，能寄厚望于未来的，只能是一场涤荡社会各个角落的革命风暴。

两大文明体系撞击的必然性，在于西方的全球性扩张。西方学者贝罗克认为，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改变世界均势之前，在世界制造业的产量中亚洲比欧洲占有远为巨大的份额。1830年西方的六个主要国家英国、奥地利、法国、德意志联邦、意大利、俄国在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总和为29．3％，还不抵中国的29．8％。但到了188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展开，令整个西方世界有了巨大的飞跃，在制造业中的份额中英国就已达22．9％，而中国跌至12．5％。

不过，虽然说中国在1860年之前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十分突出，也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因为导致这一数字优势的是中国人口的作用。它主要是数量上的而不是质量上的。政府在这种低效的管理中也逐步失去了征集资源的能力。

在拿破仑法国失败之后，英国和俄国两个欧洲的侧翼国家成为巨强。印度成为英国的原料基地和市场的同时，又成为英国向亚洲其他国家的渗透的根据地。从西北方向，英国向阿富汗挺进，但三次英、阿战争使英国却步；同时，在波斯、阿富汗、中国新疆，英与俄两支扩张力量撞在一起，这一角逐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俄矛盾的主要根源；从东南方向，英国从孟加拉向缅甸侵入，通过两次英缅战争将下缅甸占为殖民地。作为英荷战争的战利品，英国占领了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新加坡。

中国与欧洲人的贸易主要在中国、印度、英国三角之间展开。这时，三角贸易的内容有了本质变化：那种供贵族消费的高档商品，比如丝绸、香料、瓷器等等被机器作业的工业制品这类供大众消费的商品取代了。促成这一变化的是英国人。在印度，棉花种植兴起，除了供给英国的机器的巨大吞吐外，它还来到了中国市场。由于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英国不得已支付巨额白银以弥补贸易逆差。白银的外流，引起英政府的不安，遂于1800年禁止白银出口。那么，英国拿什么来换取它需要量极大的茶叶呢？是印度来的鸦片。

182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5959箱，1835─1836年为30202箱，1838─1839年达40200箱。从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的白银。1830年，东印度公司称，每年至少有四百万英镑从印度运回本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英镑的关税。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有了使中国大量购买的东西。

从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来看，鸦片战争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西方殖民国家向亚洲发动新进攻的重大步骤，是全球殖民体系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在论述“火与剑”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过程之后说：“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竭力支持入侵中国的正是英国纺织业资本家。在英国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英国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他们认为，英国必须打开这个壁垒，并拥有中国的一个安全港口，作为货物集散地。从1637年英国威代尔炮击虎门炮台到1834年约翰·律劳卑指挥军舰打入珠江以失败告终，英国等待了二百余年。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已成必然，但在1839年找到借口，则正是洞察了晚清的腐败———就如同一个高傲而华贵的瓷器，实不经一击。清政府作出应战也是忍无可忍———此时在中国大约有二千万人染上了毒瘾，国民的体质、精神素质早已不堪。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39年开始，1842年以清政府失败签下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结束。战争爆发以及失败，都没有使清政府认识到西方势力的厉害。于是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开始成为外国商品的市场，而关税权的被剥夺，则意味着中华民族成为西方掠夺的对象。

白银外流是与外界发生关系的结果，人口压力则是内部因素的变化所致。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晚清帝国大厦危机的根源。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由于欧洲白银输入增多，引起了价格上涨，特别是谷物价格长期上涨，使生产者变得有利，因此农民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税收。晚清学者冯桂芬认为，十八世纪的繁荣，不是基本财富而是“附属性”财富增加的结果，所以它特别不稳定，能勃然而兴也能忽然衰落。果然，随着白银流入国外以偿付鸦片的进口，这种收支不平衡也破坏了税收和商业。清朝采用的是复本位币制，即一千文铜钱依法应兑换白银一两，但到1838年，大约1650文铜钱换白银一两。因为土地税一般用铜钱交纳，但要用银两计算和上解给中央政府，因此农民必须缴纳愈来愈高的赋税。小土地所有者由此陷入绝境。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

白银的外流导致了晚清经济的全面收缩，伴随着这一收缩的更严重的还有人口问题。太平军运动前夕，中国人口已达4．3亿，在经济还没有搞上去之前，人口爆炸已发生了。无论农业、手工业领域，都不可能有过剩产品进入商业流通──过剩人口吞噬了过剩产品，这影响到商业的繁荣。人口压力成为晚清叛乱的根源。通过大量的国内移民，人口压力被扩散了，然而叛乱的火焰很容易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点燃。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这一移民区爆发，最后又点燃了长江中下游流域因抗税运动潜伏了多年的愤怒。在长达十四年的大起义中，大约有2000万人口丧失，清政府遭到开国以来最大的打击。

战争和起义使清廷真正领教了危机。因此引进西方机器设备就成为晚清官员赖以复兴的主要手段，这也预示了他们必然要在以后的对外交往中再次受挫。社会的变革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并且这些要素的变化是在一个有机体内发生才能构成社会的进步。仅仅寄希望于机器设备这些表层的变革，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叶已来不及了。

放在人类历史发展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中考察，视中华文明的过去两千年历史为第二代文明，那么，西方近代文明则可以被看作是第三代文明的始作俑者。如果用这种大历史眼光，鸦片战争自有它必然和积极的一面：落后的封建社会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打击下崩溃了。但是，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两个社会的撞击所引发的一切远比这复杂，先进与落后的文化含义，早已让位于奴役与被奴役的经济含义以及侵略与被侵略的政治含义。两个社会的差距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成为西方与第三世界的根本矛盾。